董丛林;吴汝纶与曾国藩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文缘",与李鸿章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政缘",这与曾氏作为高官同时又挚爱和兼执文业的"双料性"、李氏惟"拼命做官"的"单一性"特点分不开。当然,所谓"文缘"和"政缘"皆非纯然,而其间有着一定的交叉、融通。吴、曾"文缘"中的"粘合剂"乃桐城古文,曾国藩作为咸同时期桐城文派的领袖,吴汝纶在相关方面所受牵系和影响颇大,保持关系至密。而他在与李鸿章的"政缘"当中,把握的则是所谓"不深不浅"的关系分寸。至于吴汝纶"弃官从教"的最后选择,固然是他觉得遇有合适机缘,而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对文业的钟情。审视、比较吴汝纶与曾、李的关系,其自身而外,还可兼察湘、淮集团的相关情形。
2019年01期 v.42;No.198 22-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K] [下载次数:36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 杨军;刘娟;18世纪中叶清王朝统一新疆后,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上,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原则。在新疆地区推行的赋税制度亦遵循此原则,如在北疆等与内地交往较为密切的地区推行与内地划一的"地丁合一"田赋;而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回疆地区,充分尊重了当地民众的传统习惯,继续沿袭当地"旧例",并加以损益,相对减轻了回疆地区维吾尔群众的赋税负担,从而有效地保持了当地社会生活的稳定。19世纪后半期,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清王朝以往"因俗而治"的统治原则已不再适应新疆地区社会现实的需要,以新疆建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清王朝逐步采取新疆与内地划一的统治原则,在赋税制度上,主要体现为"地丁合一"、厘税制度的引入与推行。纵观有清一代在新疆地区的赋税制度大体上因地、因时而置,从而既有效地维护了国家赋税制度的统一,也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2019年01期 v.42;No.198 28-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下载次数:52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