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凤成

• 1: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Abstract)：

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在宇宙论层面所存在的“神学(人学)本体论”与“仁学本体论”之分，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呈现为“神学(主体与客体)”与“美学(交互主体)”两种拥有方式。对自然世界的“神学拥有”使西方文明历史化进程为“天国天下化”逻辑所主导，而中华文明则因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美学拥有”使其历史化进程为“天下天下化”逻辑所规定。“天国天下化”逻辑既服务于西方文明对自然社会的宰制，也服务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间的不对等交往。“天下天下化”是“天下无外”思想的现实化，也是“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美学”相互生成的逻辑前提。对世界的“美学拥有”使“共同体”思想在日常生存方面呈现为三种践行路径，即“政治美学”“生态美学”和“生命美学”。这三种美学践行路径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下无外”的“共同体”逻辑、“差异共生”的“共同体”愿景和“交互相生”的“共同体”伦理。

关键词(KeyWords)： 天下无外;共同体;中国美学;中华文明;天下观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北方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共同体场域下中国国家边疆治理文化要素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2GTT04)

作者(Author): 车凤成

DOI: 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5.05.010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① 赵汀阳认为，以连续生长为其特征的中国国家及其多样一体文化格局为“漩涡模式”所规定，这种“漩涡模式”源于“天下无外”思想与“中国国家”政治实践间的历史性互动。“天下无外”思想展示出对于“差异文化”元素的包容，而“中国国家”则以“国家治理”创新为手段，在推动多元文化间“差异共存”的同时将“天下无外”思想实践于政治中，因为差异文化成分无论多么复杂，都卷入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向心的漩涡并最终汇合而成中国。中原文化所以为主并能够形成漩涡的向心力，主要因为中原最早拥有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从而形成领先的知识生产；能够建构具有时间优势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因而能够建立政治正统标准。具体可参见赵汀阳：《天下究竟是什么?——兼回应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② 刘成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地理》,《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期。
• (1)西方文明“天国天下化”逻辑的展开以“天下天国化”为其历史前提,而“天下天国化”之逻辑展开则沿“天意(希腊)-天命(罗马由共和而帝国)-(帝国崩解)-天国”历时性演化生成;危机中的罗马帝国没能通过“制度/文化创新”遏止帝国瓦解趋势,却为基督教之创生准备了所需历史文化语境,基督教在对崩溃中的罗马帝国予以文化拯救的同时为西方文明后续发展奠定了核心基调,这也成为包括黑格尔及沃格林等西方哲学大家的学术背景;不过沃格林虽然许诺了“多元文明共生”话语可能,但其学术活动事实上依然在为以犹太-基督为背景的“西方天下观”及“天国天下化”逻辑提供合理性论证,如其所言,历史哲学只能在西方出现,只有在西方人类才由于上帝对其生存过程的参与而成为历史的,虽然“存在的飞跃也在其他地方发生;但是中国人生存在宇宙大道之下,印度人生存在无宇宙的悟(illumination)之下,这都不是以色列或基督教在上帝之下的生存”。参见陈赟:《西方普遍历史叙事与多元文明的共生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
•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 (3)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0页。
• (4)胡键:《“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2期。
• (5)赵永春、李玉君:《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再探索》,《文史哲》2020年第1期。
• (6)立足历史地理学视野,中华文明历史化进程可抽象为“王朝地理学-革命地理学-发展地理学”间的历时性替补。中华文明传统历史阶段主要体现为不同王朝间的替换,而“革命地理学”则推动着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阶段的历史转型,“发展地理学”则生成于中华文明现代阶段,并继续推动着“中华现代文明”的演化进程。具体可参见刘怀玉、刘必好:《“中国道路”自信问题的若干空间哲学思考》,《探索》2017年第6期。
• (7)李义天:《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 (8)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 (9)李进祥:《孤独成双》(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 (10)李荣山:《自然状态的历史化与共同体学说的兴起》,《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 (11)“胡焕庸线”是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1901-1998)于1935年针对“中国人口之分布”状况提出的一条人口密度分界线。该线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冲,呈东北-西南走向,起初以“瑷珲-腾冲线”命名,后因瑷珲更名为黑河,所以现在多称之为“黑河-腾冲线”。该线不仅事关中国人口地理,而且涉及中国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等状况。具体可参见丁金宏、程晨、张伟佳、田阳:《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地理学报》2021年第6期。
• (12)陈克恭、师安隆:《站在胡焕庸线上审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新启示》,《人民黄河》2021年第7期。
• (13)纳日碧力戈:《生存交互性:边疆中国的另一种解释》,《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 (14)张盾:《马克思与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 (15)雅克·朗西埃、彼得·霍尔沃德:《政治和美学:朗西埃访谈录》,钱进译,《外国美学》2022年第2辑。
• (16)黄涛:《戏剧、审美与共同体:卢梭和席勒审美政治理论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页。
• (17)西方文明经由“启蒙理性”实现了由“神学本体论”到“人学本体论”的转换,但该转换并没有改变“人对自然/人对人”的宰制关系。“在启蒙了的世界里,自然为启蒙所祛魅,主体性过度扩张,理性被用来无所顾忌地对自然进行统治。自然被当成了纯粹的客体,成了理性主体支配的对象。在启蒙之前,人类对自然多少还存在着畏惧,在启蒙之后,在理性的帮助下,当人类能力增长到一定程度以至于能够与自然平起平坐时,人类进一步运用理性反过来对自然加以控制,让自然为自己服务。人从自然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主宰万物的高高在上的存在。”具体可参见张严:《启蒙辩证法与康德二律背反辩证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